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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重大文化现象的贝多芬及其创作的解释，从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贝多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甚至试图去引导，有时还会故意把水搅浑），然而和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样，贝多芬首先是个被造者，其次才称得上创造者，人们常常因为忘记前提而错误地估计或有意识地曲解结果。正因为如此，在他去世之后，出现了围绕这个“主题”的许多个变奏：这其中，有贵族们的贝多芬和市民们的贝多芬，有日耳曼民族的贝多芬和法国大革命的贝多芬；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俾斯麦的贝多芬和列宁的贝多芬，在“一战”后，有国家社会主义的贝多芬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贝多芬；在冷战时期，有东德的贝多芬和西德的贝多芬，冷战结束后有西方的贝多芬和非西方的贝多芬。此外，有音乐家的贝多芬和知识分子的贝多芬，有“古典”音乐的贝多芬和流行音乐的贝多芬；在我们国家，有自认为听得懂贝多芬的人的贝多芬和自认为听不懂贝多芬的人的贝多芬……贝多芬像一座无限丰富的矿藏，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式任凭采掘者们获取；进入这一秘境的深浅可能大相径庭，但谁也无法垄断和封锁它。就算是你对贝多芬并不了解或不愿理解，你的生活与环境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很难摆脱这种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贝多芬的时代至今，各种新兴的艺术风格与学术思潮一起，构成了巨大的观念的力量，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物质力量一道，将古老的欧洲塑造成了现代的西方，而对于西方及其所控制和影响的世界，意识形态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这个西方内部的各种试图继绝学、开泰平而又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都争夺过对于贝多芬的解释权。从贝多芬开始，音乐在娱乐、仪式与审美活动之外的严肃的公共性（有时甚至可以称为宗教性）变得无法回避，尤其是在他的手中被重新定义了的交响曲这一音乐体裁，早已成为了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虽然也有理由对这种“附加值”嗤之以鼻）。由此，出现了一种“严肃的音乐”，不仅用于聆听，更用于分析和诠释，也用于宣传和鼓动，还深深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机制。在某些政治与大众文化中，贝多芬的音乐（确切的说，是他音乐中一些著名的动机和旋律），透过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已经以音声的方式扮演了圣像符号的角色。
而同样也是在西方，当贝多芬的遗产被经典化之后，那个曾经被圣化的贝多芬却开始走下了祭坛。“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研究者眼中的贝多芬，如同从多年尘封的宝匣中取出的圣骨，迅速与那已经博物馆化的包装相分离，也像是声名远扬的帝王陵墓一朝见得天光，不过是枯骨一把。解构主义的学术无法消解贝多芬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但却带来更多理解的可能性。通过对那些早已存在但却被忽视的史料的重组以及对许多似乎确定不移的结论的重估，我们又发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贝多芬”：作为某种概念化共相、一直塑造着精神史的伟人，和偶然地生活在1770-1827年的德意志（主要是维也纳）并引发了一系列支撑这一共相的殊相——我们在前面已经尝试着列举过了——的常人。而后者，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过的具象个体，又经常表现出对于那个概念化的贝多芬的背离，对这种矛盾的理解，却完全可能引起新的概念化过程。
一个有趣的反讽是：尽管贝多芬的许多“中期杰作”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进步性，但在很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全部有生之年和大部分比德迈耶尔时期），他基本上是一位属于没落贵族与精英圈子的艺术家。他的重要作品的受众，都是约瑟夫二世皇帝那样，既受到启蒙理念的感召，但又惧怕雅各宾式革命的人。而除了那些纪念碑式的音乐地标外，贝多芬也写过不少像《威灵顿的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样献给“反动派”的投机应景之作，而且时常闪现出某种既主动又不屑的矛盾心态，也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性格——一如与他同龄的拿破仑和黑格尔。对于贝多芬的老师海顿而言，歌颂权威是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像埃斯特哈齐公爵这样的仁慈的恩主），但贝多芬对此始终心存疑虑。支配他和老师各自不同心态的，是两种是非尺度。他乐于被谣传为弗里德利克大王的私生子，认为他自己的那个醉汉父亲根本不配生出这样的儿子；把鼓吹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第九交响曲》题献给容克地主的头子普鲁士国王，先是因为后者赐给珠宝而欢欣鼓舞，随后发现是不值钱的假货时又暴跳如雷。至于他对于侄儿的抚养权的争夺，也是这种心态史的写照：企图以一种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来培育一个具有健全理性和高尚人格的新人。从对社会转型剧变中的人的心理变化与其受到各种对立观念影响的角度来看，关于贝多芬的各种即便荒诞的流言轶闻（有一些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都需要加以严肃认真的对待。
如果比较富于同情心地审视，可以认为：在贝多芬（包括其后的浪漫一代）的身上，都存在着近代欧洲的习惯与现代西方的理念的激烈对抗，这种张力最后一直延续到“冷战”的结束：毕竟从中世纪以来决定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依靠天启的神秘的宗教式激情，而作为其产生基础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原始而封闭的农业文明；在现代西方萌发之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与理性主义主导下的知识活动又造成开天辟地的震动。那个在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感召下的“伟大的贝多芬”，无意中打开了魔盒、吹响了魔角，开启了精神世界的冒险。这种变革简单、生动、有力、纯粹、执着、青春，如同大街上五颜六色的标语。那么在这之后呢，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贝多芬和他那两位同时代人都赞同可以持久运转的秩序。而脱去概念的外衣，他的许多做派倒是让我们想起《罗兰之歌》和《水浒传》中那些没有受过现代教育、靠着本能生活的男性，虽然这种形象在现今也常受性别平等人士的攻击，就像苏珊·麦克拉里的《阴性终止》中那些犀利的评论。
曾几何时，那种以颠覆忠孝和虔诚等前现代美德为目的的教条，那种引起列夫·托尔斯泰和莫里斯·巴雷斯深深忧虑的无根者的主义，也成为一种陈腐而不断被侵蚀的原则了，好似乔托画中做梦的英诺森三世和《双城记》里以压制为不朽的侯爵。这时，你再去听贝多芬，无论是《英雄交响曲》还是《威灵顿的胜利》，无论是《欢乐颂》还是《光荣的时刻》，并不会觉得它们有多么不协调。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第6期论坛即将开始，今天的论坛主题是《生活形塑制度：一项田野观察的初步思考》。制度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制度从何而来？我们今天论坛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和与谈人是我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主讲人袁方成教授具有很强的学术敏锐性，关注前沿问题，并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我在《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这本书，专门引荐了他的研究成果。今天的讲座是他最新的思考。耿曙教授是一位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者，所以他作为与谈人与我们探讨时将耳目一新。何艳玲教授是一位分量很重的学者，其成果非常丰硕，也有独到的建树。她的与谈必将为今天的论坛增添色彩。有请我们主讲人袁方成教授开讲。
生活形塑制度：一项田野观察的初步思考
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谢谢徐老师和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参与，我将向大家汇报近年来我们团队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一些初步思考。这项研究来自团队对当下中国基层的观察和判断，同时也有自己的争论或者是辨识。
故事的开头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宅基地改革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不管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的学者，对这个方面都有诸多研究，也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2017年，我们团队开始对中部地区一个试点县（Y县）的宅基地改革进行田野观察，可以说是一个持续跟踪的主体性观察。同时，我们也观照了中部地区湖南L市和湖北Y市两个试点市，发现三个地方改革绩效或者说改革成效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从这样一个以Y县为基础的或者为主体的观察中，陆陆续续的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公开发表的《“同意的治理”：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治理“短板”：地方改革的效率逻辑》《行政嵌入、村庄本位与治理多样性》三篇文章，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研究视角的偏好。
尽管从政策认同、改革效率以及行政与村治的角度解释了Y县宅基地改革的实践逻辑、效率逻辑和多样性逻辑，但我们发现对于资源的制度生成及主体互动的解释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于是，我们尝试跳出来、转换研究思路，理解社会中的“资源-制度”及其影响下的主体互动。也就是运用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分析本土情境中具有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特质的农村宅基地及其改革，形成了《封闭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层级治理》。这个研究中，我们辨识了中国场景中该类资源存在的较强封闭性特质，并且把研究焦点从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扩展到其他相关主体及其行动逻辑。同时，立足基层实践对IAD框架情景化拓展。这项研究可以说，我们从宏观关照转向了中观拓展，也就是对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做了一个具体的演化和拓展。
随着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和研究团队的持续跟踪观察，我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对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生活场域中的主体行动和内在关联进行一种更为深刻细致和完整的刻画。目前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理论工具，还具有在操作中的种种局限性，所以我们尝试着进行一种新的探索，这就引出了今天的话题。现在，我们从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再审视来切入。
首先我们针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特质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学界很多学者已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成果很多，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一一列出来。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了学界的青睐，甚至是多学科的交叉重叠下的一种青睐。也正是学界的过度青睐，使得这一框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主导性视角。结合我们国家与社会框架产生的背景来看，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说它根植于特定的历史经验，并非是一种活态化的实践。它是属于历史的范畴，按照马恩经典作家的理解，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功能和职能是把社会冲突保持在这种秩序范围内，所以它是从社会中产生，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是社会异化的相差异的力量，这就对国家作出了界定。这样的界定，实际上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的论述，可以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来谈起。围绕“保卫社会”和“利益代表”，形成了“社会本体论”和“国家本体论”，分别以启蒙思想家和黑格尔为代表。也就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国家被视为两个实体，这可以看作是“国家与社会”框架的立论基础。
第二个特征，从这种系统论论和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说，带有比较浓厚的理论想象，从本体预设、关系界定、价值取向和适用范围来看，都有它的鲜明特征。作为实体的界定，从整个社会的系统论和整体主义分析框架来看，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预定的具有外在独立性和内在统一性的结构实体。韦伯曾说，国家是“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米歇尔说国家不仅“不应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更应该视作“与另一个实体—社会—相对存在的代理人、工具、组织或者是一个结构体”。所以，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实体，那么社会就成为国家的剩余范畴。
从关系界定来说的话，既然是两个实体，投射到认识论上来讲，就是把国家和社会放在这种静态的结构中来比较两者之间的力量强弱，其中一个主流的结论是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里面，国家意志至上并弥漫在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凝滞在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中且不可变动的。社会生活成为图海纳所讲的“以国家（或掌握国家的政党）为主轴而动员各种价值、观念和情感带动的变迁”。因此，国家强势控制，而社会性不足，缺乏生活整齐划一的规则和实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就形成了两者之间相互约束，权力对应的这样一种基本预设。
从第三个角度来说，市民社会是一种非常显著、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它是国家与社会范式生成的前提条件，也成为它目标性的价值取向。第四从适用范围来看，二元划分比较分析相对宏观的现象，静态结构宏大是它的主要场景。
以系统论和结构主义预设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并非真实世界的现实反映，这种概念和关系预设投射到现实中是有偏误的。有很多的学者都在反思，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国家和社会并不是一个均质性的实体。国家是一个被观念和实践塑造着且与自身相矛盾的实体，米格代尔曾经讲过，这样的实体既表现为“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又体现为“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国家在实践中的这种碎片化、具体化和纵向层级制安排，包括地方性国家关系性，使得国家并非表现出铁板一块。同样，现实中的社会也并不是内部高度统一，而是边界边缘非常明确的，其实体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国家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那么，系统论的一个预设的话，就忽视了这种实体内部的变动，包括利益的纷争等等这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反思来自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特别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具有流动性、变动性和更替性的特点。所以两者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转化的、复杂的、多型的这样一种关系模式，这对基本的假设也是一种挑战和质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公民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公民社会在所据的“西方”仅是“理论上的相似对应物”，它只是一个模式而不是现实。所以到了社会事实上来做一个解释的时候，这种框架更多的是用于宏关层面的研究。那么对于具体过程和情景所反映的这种中观和微观现象，难以解释这种背后的复杂的机制，这是我们对国家社会的一种理论投射现实偏误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那么当我们把它放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场景中来看，中国场景中也是很有意思。放在中国场景来看，同理会发现这样的质疑是存在的。海外学者在这方面对框架的价值取向已经提出这种质疑。放到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基层社会的场景中、生活中来看的话，这样一些问题是同样是值得深思的，或者是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基层社会中的国家指代是什么？如果说指代的是政府，体现在这样一个多层级政府中具体的哪一个序列？如果说仅指代的是居民的这种生活单元，比如说社区这种社会属性的一些实体。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基本范畴是应该如何去界定它？包括我们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国家体制中，那么党会在哪一个实体里面，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厘清。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交互的界面在哪里？我们应该把这种交互界面放在哪一个层级上去考虑。而我们看到现实中有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实践，两者之间实际上是这种交界是滑动的，滑动的显著的弹性，所以很难作精细的界定。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框架实际上是沿袭结构化的理论，说的就是说把静态化的这种宏大的叙事，宏大叙事沿着这样思路和陈述的方式展开。但田野恰恰就是微观的动态的，而且是多维的。所以它是通过这个场域里面的这种行动者的具体行为来呈现出的。但是理论又是从这样一个定型化的结构和想象中所进行的一种静态化的描述。所以能不能够完整的来刻画我们这样一个本土的事实，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丰富而均衡复杂的这样一种内在的机理。
第四个我们看到当现代的权力已经穿透社会、到达社会、并且穿透了某些方面到达社会个体的今天，我们再来看国家与社会的框架，能不能解释这样一些直面个体的现象。所以黄宗智曾断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
当然，我们也看到，尽管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在中国应用性受到质疑、批评，但运用这种路径分析展开的城乡基层治理还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实际上是沿袭着化约主义的路径，把国家约为层级政府，或者低层级的政府，或者说是一个科层关系，或者是一个准科层关系；把社会化约为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民间组织乡村精英，或者说是一个村民和居民的一个社群，那么把它具象化为实体组织，所以简单化的处置我们国家社会这样一个框架具备了一个操作的可能性。
但是问题也出现了，社会本身在抽象意义上是由全体的成员所集合构成的，生活世界里的普通民众构成了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同时我们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党政工作人员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这些群体是通过这种生活日常的生活行动来演绎着整个社会，而这样一个奉行化约主义、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的基层社会研究极易遮蔽生活世界中主体行动轨迹及其蕴含的丰富意蕴，忽略国家层面的各种管理制度设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这样的简化使得已有的研究面临一种风险，也就是陷入到同质生产中，难以取得这种理论上的突破的一种经济上去。所以我们想能否从系统论方面想象转化到这样一个生活实践的本体中去，实现一种观察和思考角度的一个转换。
我们看到社会生活，尤其是基层社会生活，不是高度一致的，是相当弥散的，这种迷散性是有利益诉求的众多的社会行动者动态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行动者不只是存在于社会情境（历史）之内，更重要的是回应并创造着社会情境。行动者的意图和创造，同时也表达着社会生活的变现过程。
国家与社会的这样一个范式，从整体主义来出发，对社会进行没有行动者的这种本体论想象和二元关系的论述，来呈现出宏观力量格局的变化。但它难以切入中观和微观社会实践，难以观察到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既然社会是多个人的集合，是由这种表层的外在的这种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实践所构成的这种结构形态，那么能不能够把这样一些生活，社会生活理解为行动者之间这种社会关系的网络。能不能理解为这些行动者，能够根据他们的策略和计划，按照他的角色和方案采取行动，从而贯穿为一个制度约束下的行动者的一个自主的实践过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那么社会生活也好、社会变迁也好，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或者是绝对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或者主导的这种整体性的一个变动。社会更多的是一个特定场景中制度主体和生活主体，展开了一个具体的微观的动态的互动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尝试着从一个微观视角的演变，通过这种场景中这样一个大众的具体的行为行动所演绎的生活状态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变迁，理解这样一种制度的建构。实际上，日常生活的面向是具有这种隐蔽性的，这种隐蔽性就形成于特定场景中，由社会行动所表达出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是一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复杂产物。这样一个过程，受到这样一个场域逻辑的制约，它能够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结构和过程。
实际上，对建构中国场景下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范式的理论工具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我们寻找的理论资源是李友梅和肖瑛老师他们的主张，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制度过程的正式制度的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之间的这种行为互动进行讨论，发掘正式制度中的民情的变动轨迹和作用。所以他们提出了制度与生活范式。作为一个替代性的视角来展开研究。制度与生活，强调行动者和行为的诉求，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来洞察社会的变迁逻辑。所以这里对制度和生活进行了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界定。制度是工具理性，充满着这种简单化、清晰化、科层化的，而生活与之相对应，是一个弥散性的日常化的、复杂化的和局部合理的。
从关系维度上来说，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非系统性。第二个就是非对称性，制度建构在生活环境中，制度的建构是以生活的合法性为目标，制度不能安排生活。生活的弥散性使得制度和生活之间不是一个主客体对应的关系。相反，我们的田野观察发现反而表现出生活对制度的反向型塑。第三就是复杂性，制度与生活相互再生产的机制，它的逻辑是复杂的。而这个逻辑的复杂性根本在于参与互动的行动者的构成是复杂的。所以这样的理论可能会克服，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会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概念解释不明、简单以及适用范围宏大这样一些适用性的局限。
理论资源的启示在于，只有进入到具体的制度实践中去，以事件为中心洞察行动者在互动中如何通过习惯和一系列的经验再生产来诠释拆分分化，来连接整合各种各样的正式制度，来推动制度的真正有效的形成，同时为自身创造这种合法性的空间。所以它能够分析解释社会维系民情的具体逻辑，能够做一个较有深度的考察和展开。
下面，我把田野经验和理论资源在这里做一点点说明。我们尝试把宅基地改革个案经验和理论资源进行衔接。生活世界中，宅基地是一类与绝大多数民众有着利益关联的资源。因此，改革所激起的利益方面、观念方面以及规则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事件。通过对这样一个事件的解读，能够洞察生活场景的实态，同时把利益关涉的行动主体的利益情感等要素聚合在一起，理解并非均质化的实体中场景中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权益性行动，还包括一个机动性的行动，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所以我想通过具体制度实践的一个分析，以事件为中心的观察，以及对互动策略的讨论来尝试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是我们谈到这样一个方面。
回到我们的事件的主线上来，这实际上就是田野场域中的事件，以及我们的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的手段，也就是我们给自己的提问，然后我们在后续研究中逐步的来解答这些问题。2014年12月，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三块地改革的试点文件。按照顶层设计，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征地都是改革内容。其中，15个县级单位承担宅基地试点任务。我们所观察的这样Y县就处在中部地区。Y县宅基地改革前的统计数据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乱象丛生。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成效。截止到去年底，95%以上试点村已经通过了验收，差不多所有的都完成了。而相对应的是，其他地方的改革显出非常明显的滞后性。
如果把视野放大，到现在来说全国还处于稳慎稳妥推进的阶段。Y县改革的主线是这样的，改革分四步走。具体来说，第一步，2015年7月-11月，精心选择41个自然村先行先试，探索方法；2015年12月-2016年6月，选择20个行政村整村推进，完善制度；2016年7月-12月，在全县96个行政村选择50%自然村进行第三批改革，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构建成熟的制度机制；2017年1月，已开展第四批96个行政村50%自然村改革，实现自然村100%全覆盖，统筹协调推进“三块地”改革。
“四步走”改革策略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作为承担宅基地改革的试点单位，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全域推进，而是选择了部分的自然展开？是因为考虑到整县推进，单元过大，容易造成政府部门的一个精力有限、无暇顾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选择行政村进行先试？毕竟行政村是一个法定的知识单元，也有比较成熟完善党组组和自治组织，也是现阶段实施农村改革的普遍做法，这是存疑的地方。地方决策者谨小慎微的实施“试点中的试点”策略，这刺激着人们去思考，自然村这样一个生活单元、生活场域在基层改革中，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实践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还必须去认识宅基地存在着哪些特性，与农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利益关联，由此使地方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改革策略？
我们可以继续延伸。我们发现，三个地方宅基地改革的工作机制是不一样的。Y县的主体或者说主导力量是什么？是村民事务理事会，用个简单的讲法就是一个村民理事会。它的机制是县委领导、国土部门指导、乡镇统筹，村级来实施，然后有小组层面的理事会来主导，群众为主体。
我们通过对一系列宅改文件进行技术化的处理，并结合这样一些改革动态进行辅助性的理解。实际上，2015年部门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加强村民理事会建设、推进改革。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样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如何激发村民理事会参与改革，这是工作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什么要将主导激励改革的操作主体设定为村民理事会这样一个组织，而不是县级政府，也不是乡镇政府，也不是村委会。换句话说，相对于政府或者说村委会来说，理事会主导的优势在哪里？是否仅仅是责任下沉？如果不是，为什么会特别倚重本身不是正式组织的组织？还还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试点单元放在了村庄，但首选的是新农村建设试点地方，而不是其他的村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主体确定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县的有偿使用和退出政策经历了反复的调整过程？那么，有偿使用和退出制度为什么反复调整内容？这个也是一系列相关文件显示出来的。这样一个前前后后的调整过程，不禁让人去思考政府部门在这样一些制度设计、制度确定包括制度推进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特别是先期制定的制度办法，与现有的规章进行梳理，然后探讨已经改进已经突破，还有待改进，有待突破的地方等等反反复复在强调。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出台的制度体系及其文本内容，呈现出明显的先强化管理，后续强化保障权利的制度安排。是多样制度叠加在一起使用，这是为什么？此外还有这些问题，制度的叠加和捆绑。改革中，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Y县还邀请理事会参与到县级层面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中来。在有偿的使用和退出方式上，Y县只是划定了标准范围，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绝对标准。所以最后村庄实行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村庄的标准不完全一样。这些村庄的操作制度在最后落地时候，呈现出多样性态势。那么，为什么会需要这种创新，为什么要允许这些创新？理事会成员在改革过程中带头执行，但是又会陷入到犯难的状态。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梳理了之后，由我们这样一个生活场域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发生所呈现出的这样一个事件性的问题。
回到我们所谈到的生活与制度的框架来看宅基地，如何认识宅基地？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福利，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农民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样一个身份所无偿获得的制度安排。所以第一个是无偿获得，第二个是集体所有，第三个是宅基地的使用权。第四个就是Y县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就是宗族型村庄的社会结构的样态。
试点的内容就是，变革作为一种生活福利的农村宅基地。原因是，无偿取得导致存在着一户多宅、面积超标等等这样一些乱象。也正是因为这样乱象出来，所以它成为制度的改革的一个对象。当讲到集体所有的时候，就有可能是成为一个改革场域选定在自然村先试的重要的一个参照，也就是说生活福利所有权的安排在村庄。第二个就是一个产权角度，在宅改的自然村，也是生活福利的受众是最多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使用权和财产权分配的制度要求下，必须在自然村展开。最后就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场域中来，跟村庄结构的一个特殊性，我们说南方特别是这样一个宗族型村庄，形成了一个特色的单个姓氏的生活共同体。尽管外部的现代性要素已经卷入了村庄，但是这样村庄宗族的要素或者宗族的内化的这种认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宅改与这样一个宗族的情感密切的关联起来，而且在后续的策略化的行动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一个作为制度变革环境的宗族型村庄这样一个生活场域里面，众多生活主体占有宅基地这样一个生活福利。兼具情感连接、力量凝聚和利益代表的理事会，成为一个改革的抓手。当然也可能是改革潜在的对手，所以改革能够推进，能够真正把这个制度立起来，而且运行下来，那么关键是如何用好这样一支队伍，如何能够让主体能够有序的行动，能够减少利益损失。这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所以面向生活场域我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对这样一个制度进行形塑的。宗族村庄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场域，尤其是理事会可能成为一个抓手，也可能成为一个对手。宅改的制度设计既要有利于调动村民理事会的积极性，同时要减少潜在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失。
所以，这样一套制度设计必然的会由一个场域中的多方主体来形塑出来。一是生活主体参与制度设计，我们说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政府会邀请这样一个理事会来增加这样政策的适应性程度，能够把这样一些关键的组织、关键的力量能够纳入到这样一个整个的体系中来，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发挥，所以参与制作。第二个维度就是说适应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制度弹性，重视这样一个由民情所引发的这样一个态度层面、观念层面和行动层面的差异。最直接的体现在它没有给一个具体的数值，没有给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给定了一个范围，然后由理事会自主的来讨论确定来采用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补偿方案。第三个方面就是增加这种生活利益的制度，制度整合、或者是制度组合，或者说我们增加这种制度的复合性、增加老百姓的这种行动主体的这种利益获得感，让他的这种生活主体感受到这种生活福利，能够获得的改革的是值得的，买卖是划算的。包括这把跟新农村建设捆绑在一起，包括美丽村庄那里捆绑，包括农民市民化的多种各种待遇等等，增利于民。第四个方面就是先严后利的制度安排，改革涉及到的面是很多的，所以改革实际上不能半途而废，让村民知道改革一推到底的决心。所以先强化管理，后保障这样的权利的一个制度的顺序安排，才能够让村民真正的参与进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围绕宅改，再来做一点小结。宅基地改革，本质上是以生活世界为基本单位的生活利益调整。围绕宅基地改革进行的制度创制以适应生活世界实态为前提条件，而非单纯的实现政府目标。换句话说，前置性条件是需要达成的基础。宅基地作为一个生活福利，广泛的受众性，包括对生产和生活的维续，以及这样祖业的接续的价值传递，使其有着强烈的动力形塑制度。那么生活世界里面特别是这种组织结构，特别是这种团结性的这种宗族村庄，它也天然具有反制和型塑制度的天性。
我们也在考虑由宅改的具象性过程，我们能不能把它更提升一个层面，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惯习也好，资本也好，那么这些能动性的要素，实际上在形塑者甚至于改造者这样一个层面，改造原初的制度内容和执行。适应生活场景的这样一系列的要素，成为一个稳定的常态。而我们的单一性的与多样性相对应的一统的制度会引起生活的不适，各种各样的反对，生活场域中与生活处理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些要素，也反向形塑制度，不同生活利益和主体，对其制度的形塑这种差异是具有显著性的。所以我们既是聚焦到这样一个个案上来，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两个改革的个案，从生活本身出发，我们要重视这样的利益对制度形塑的机理，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个基本讨论的问题上去。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个内容。我们说整个国家和社会视角，他是把社会想象成国家结构化建构的被动的均质的统一的这种反思。当这种反思展开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视角会遮蔽掉社会的本源性的基础。所以难以刻画非常清晰的主体互动所产生的这种秩序和规则来进行制度。我们尝试着汲取了生活论和行动者的中心主义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要义，尝试构建的生活制度的积极性的解释框架，我们聚焦到了一个县里面宅改的实践，来探讨生活事件中的制度形态和他这样一个形塑的逻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分析的框架，可能也会为我们来理解当下中国的权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理论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这是我们想着手来做的一个方面。我要给老师和同学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谢谢。
徐勇：
好，谢谢袁教授非常有意思的讲解。袁教授的研究，他应该说是从乡镇体制改革开始的，现在一直到农村宅基地改革，他是从改革田野中有所发现，然后已经有了理论化，提出了自己很有创意的见解。我感觉到好像制度从乡镇体制到现在的宅基地也接近日常生活，他设定的制度成效好像不一样。制度安排生活，生活形塑制度，好像是方成教授给我们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今天听众很多，仅仅是会议室就有200多人，还有通过学术志公众号、华中师大社科处等等的各种方式来进行转播的，所以听众也来自不同的场合需要，大家都想一睹专家的风采。下面就有请我们耿曙教授来给大家讲解。
耿曙（浙江大学教授）：
谢谢徐老师，很高兴也很荣幸有机会参加我们华中师大的一个纯学术的这种交流活动。我个人的报告大概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对于袁老师刚刚所说的一个研究策略的商榷，重点不在我的质疑，重点在等一下听听袁老师怎么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合理的但也可能其他老师也存在着质疑（的想法）。然后第二个是就个人目前的研究策略来稍微介绍一下，某种程度的体现出另外一种策略。
我个人学习的结果是我觉得袁老师是通过宅基地改革，一个扎根于生活的案例研究，回头去反思国家社会视角的不足，找出超越这样一个化约主义视角、简单化均值化。另外一方面被动的去情感策略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这在某个意义上充分体现咱们中国研究华中学派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然后具体的理论的思路，这个案例是用来等于说支撑研究思路的。如果我们看研究思路，我觉得核心是这样子，可能是先检讨国家社会框架。接下来我们可能有两条路，一个是改进提升国家社会框架，第二个是抛弃国家社会框架。我觉得刚刚的思路比较像是抛弃了国家社会框架，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制度生活的一个分析框架。制度生活这个框架相对来说比较广泛，他可以涵括更多的行为者，更多的动机，更多的社会联系，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是更实实在在植根于我们的乡土社会，所以它是一个给我们找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学者可以更自由地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可能的质疑是，请袁老师指教，它的范围可能过于泛了，而且层次是过于丰富了，最微观的、中观的、宏观的，所以需要从一个田野当中很开放的去提炼它，这在某个意义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理论框架，像国家社会框架的引导，但是我们看刚刚袁老师所汇报的宅基地研究，比方说谈到为何自然村非行政村和理事会，为何新农村建设的点，有偿使用退出反复的调整，强化管理优于先于保障权力多种制度设计的叠加，各地标准的差异。总的来说，比方说四步走的改革策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还是国家。所以我对袁老师提出两个总的挑战或质疑。请袁老师等一下给我们说明。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会不会新的制度生活框架会比较开放，但是因此旷日费时，因为他没有一个那么清晰的理论视角来指导。然后第二个，如同某案例研究中某些地方反反复复出现的，国家还是一个分析的重心。他是理解中国现象社会现象的主轴，也是中国研究的特色，失去了国家的重心，就没办法那么清楚地反映出中国研究的特质所在。所以这个是我的两个质疑，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如果能够以国家社会视角为中心，结合制度生活，我们考察国家策略如何形成，在考虑到其所植根的生活背景之下怎么去形成它的策略，然后这样的一个社会如何去平衡甚至抗拒国家的策略，然后这当中的互动博弈结果如何？所以变成说既有制度生活的层面，又通过制度的视角，还是把原来国家社会的框架保留住，这是我觉得一个或许可以思考的一个视角。
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方说个人最近的一些研究，基本上就是在国家社会的视角上进行延伸，甚至某种程度也许有可能去改进它。比方说我们做了一个地方公共品的类型，这些提供的程度数量的决策的一个研究，尝试去论证：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国家，甚至有人觉得是威权，还是受很清晰的合法性的约束。否则就像很多西方的人，你说的他永远不懂，认为中国这样强势的国家，为什么还要给老百姓去提供各种公共品、各种服务，没必要，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很明显的强势国家也有合法性的约束。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各式各样公共物品的决策，国家又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形成了中国这样国家治理的一些特色，从公共品的决策里面可以看到，比方说既有信息问题也有博弈，比方说国家社会的博弈，我们看到中国的强势国家之下，我们的制约强的制度下，因为国家的能力跟制度的权威之间有一个对抗，所以国家社会的关系肯定跟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一样的。
然后中央地方的关系，我们也从公共品的研究里面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当中，每一层级的地方政府，比方说县里面，市里面，省里面都有相应的议会来代表社会进行对抗节制。然后在中国这样一个体系当中，一方面它单一制，一方面又是一个强势国家，我们说平行的节制是弱的，地方议会是不容易能够节制地方政府的，所以地方政府最主要节制的力量来自上级。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强国家体系之下的央地关系跟西方的关系肯定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进一步看进去以后又会发觉说，中国的体制里面又有内在的制衡，比方说垂直的制衡，我们都觉得说国家政府一竿捅到底的，我们可以发觉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徐老师在做中国传统治理精华的再调理再发现，我觉得我们应该追随。从以往到现在或者说我们地方实践都可以看到，有很清晰的内制衡。比方说两委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方面。政府里面常常有一批人是比较倾向地方利益的，基本上长期留在地方工作，然后有一批是经常调动的，然后他是比较接受属于整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制度，这么个组成的人员的成份，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之内，中国国家内部有一个制衡，不会西方这样认为说垂直的经济关系，而不可能有制衡，只有水平的三权分立，这些有制衡，而中国有这些西方所没有发现的设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国家社会从央地关系，政府体制内部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去挖掘，可以去提炼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论点。我们可不可能基于中国特色，而不是把这个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放到一边，而是直接跟他对话，进一步的发展提炼，用中国的案例，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然后中国显然是这一类国家最伟大，历史最悠久，最可能提炼出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以来的整个经验的一个案例。从中国的案例当中提炼出这样的一个治理体制的一个特色。这是我的第二个想请教袁老师的地方，我的报告分享大概告一段落。谢谢，徐老师。
徐勇：
耿老师刚从方法论的角度陈述了方成教授的研究思路，给我们方成教授提出了问题，等会方成教授再给回应，这样子提出问题非常好，这样子我们把主题研讨就可以引向深远。在这里耿教授刚才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想要讲到强势政府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强势政府就不是简单的凭借强制力，因为在中国它还可以把政党要素也引入到分析框架里面来。因为我们历史上中国政府他还得要以民为本。现在我们政党还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社会不是简单的和国家的这种一种简单的互动关系，通过政党这种要素给民众的参与公共事务给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是吧？所以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下一步再探讨。接下来我们就请今天的一位重量级的学者何艳玲教授给我们分享。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邀请，非常感谢刚才方成的介绍。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在今天下午做了一个PPT，刚才在一边听一边修改，以此表示我对这个团队的敬意，也表示我对这个议题的偏爱，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的评述围绕“重提以中国作为方法论”而展开，是我此前的一个思考，也是从“生活形塑制度”所得到的启示。与刚才耿曙老师相比，我的角度稍微有些不同，这样可能让我们的讨论变得更丰富。
讨论之前先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来自于我们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反思，也就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既定的理论并非答案并非假设，而恰好可能是问题”。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建构理论的切入口。我认为刚才方成的讲述，事实上是在试图找到这个切入口。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国家-社会框架的演进历程，总体上有一个从一元到二元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是朴素的一元论，而中世纪随着国家社会的分离，开始出现国家社会的二元论的萌芽。到了18世纪，发生了一些大事件。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以及英国的产业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思想解放，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发生，经济结构迅速分化，社会结构与分层结构多元化复杂化，人们的思维和思想日趋开放。此时，国家-社会框架进入二元经典时期。
我们再回到中国。我在这里用的是国家-社会遇见了中国的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框架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热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彼时中国改革实践的某一个逻辑；特别是它契合了彼时公众和知识界对于改革和转型的价值期许。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社会变成热点以后催生了很多的学术成果，甚至也影响了某些改革实践。同时这一场遇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国家社会理论的中国启蒙。这是一场遇见，它有点偶然，但也是注定的，因为背后有一个结构。
我之所以做这个简单回顾，是想表明理论是具有时空结构和时空限度的。国家-社会的理论和框架，本质上是特定文化情境、特定经济过程、特定社会结构共同推动下的一种观念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论的本质。当文化情境，特定经济过程，特定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既定的理论可能就会产生非适用性，也具备了探究新理论的可能。从这点来说，理论往往具有隐而不显的时空限度，而时空边界的清理与确认是理论运用的前提，这是我从国家社会这个框架得到的基本启示。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推进讨论。有关国家-社会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米格代尔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从国家社会的相互作用的二重性出发，将国家社会的关系理解为是随着时空场域的转换而不断变化中的关系实践。可以看到他的“社会中的国家观”对国家-社会已经进行了纠偏，并深化了对复杂事实的理解。中国学术界在此推动下，也进行了持续反思。而在21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众多的学者试图去做出一些回应和一些新的框架的建构，包括结构制度分析（2000年）、过程事件分析（2001年）、生活制度分析（2014年），到今天的“生活形塑制度”，我想这个逻辑其实都是比较一贯的。他们在试图做出的探索是：
时空尺度的精细化
唤醒“情境”并操作化
聚焦过程与互构
生活主体与常人方法学
用事实修正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剪裁事实
更中国（弹性、韧性、柔性……）
去“理论霸权”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试图用更中国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并探究理论。在探究的过程当中，还形成了一些新的范式。比如，是社会中的国家还是国家中的社会？对中国来说，可能国家中的社会比社会中的国家更契合。当然，徐老师也提出了更加具有冲击力的“关系中的国家”，这可能更契合中国的一些问题分析。我觉得今天方成老师的论述，事实上也在将这场大讨论延续到今天。他本人在田野工作中非常扎实，有很切身的体会来进行突破和建构，我觉得这种突破和建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实上，在刚才方成老师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力量的提问。比如，为什么会反复调整制度的内容；为什么会先强化管理，而后才强调权利，即制度序列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村庄会自行设定执行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又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些提问内涵很丰富，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情境的细微的真切的。我也长期在城市在基层进行调研，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呈现了相当的理论想象力，也更有可能成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恰当解释。方成老师已经给出了一些有逻辑关联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打开了生活-制度这一新框架如何运用于实际研究的一扇窗。
当然，虽然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反思和尝试，但一个新框架的提出和建构也会遇到新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建构生活和制度的逻辑关联；
第二，如何建构生活细节之间的逻辑关联；
第三，如何建构生活的弥散性和理论的普遍性之间的逻辑关联；
第四，如何建构生活的丰富性和理论的简约性的逻辑关联。
刚才耿曙老师也提到类似问题，这些都是挑战。我相信随着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不断积累，我们一定会在这里面找出更加有确定性的逻辑性关联。另外，当技术和数据足够充分的时候，也更有可能改善研究的这种困境并克服理论的时空限度。技术和数据对研究的加持意味着不仅仅从样本推断个体，也有可能从个体推断总体。因此，个体不仅具有了个体的鲜活性、丰富性、立体性，也将具有总体的结构性、普遍性和确定性。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可以说生活和制度达到了高度融合。
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被高度的紧迫感和强大控制力所驱动，时间的集聚、空间的共存、内容的广泛、幅度的强烈以及参照系的异质性，都是它的特质。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盛大而特定的历史进程，需要研究者更持续更诚恳的自我反思，并作为研究假设提出和研究方法使用的前提，这是我今天的重要学习体会，也是徐老师团队的坚持带给我们的启迪和鼓励。“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真实的而且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更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立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再造，这一点更具有实质性意义但也更艰难，但我们还需要去做。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今天的讨论更倾向于基于中国场景对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并不等于对一些经验事实的辩护。
最后我想说一下研究者的代际责任。对一个大国的转型来说，不同代际的研究者在特定的情境当中，特定的结构中都有特定的使命。所以当我们在反思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时候，并非是否定，也是对那一代研究者所做贡献的梳理和承继。再一次谢谢方成老师做了这么好的讲述，谢谢徐老师。这个是我的讨论。
徐勇：
好，谢谢何教授。刚才何教授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很有冲击性的命题，就是以中国为方法，我觉得这个命题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创新一般用了一个是改良性的创新，所谓改良性的创新就是你承认这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再做一些修补和延伸。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国家和社会分析框架，这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我们首先是承认它的，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去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做一些根据我们的研究和调查，我们做一些进一步的延伸，扩展，这是一种创新。那么另外一种创新就是颠覆性创新，我们经常讲的范式革命，颠覆性的创新，就是说整个大前提我是可以提出质疑的，甚至可以推翻的，也就是在跟国家和社会的这种结构化的二元框架，我们是可以重新打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颠覆性的创业。我觉得何教授他刚才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好像有这么一点意思，当然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怎么以中国为方法呢？我想等一会我们何教授还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进一步的讲解。下面我们就到提问和讨论的环节了。
首先是我们根据主讲人和与谈人，我们下面给一些听众观众也留了一些话题，你们等会也可以做一些对这些话题这些问题提出你们的一些解答。刚才首先是耿教授对于方成教授的这种研究，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想必方成教授也有所准备，然后耿教授也提出了他的一些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强势政府这些观念，还是以国家为中心，这是他的一些思考。接下来我想何教授刚才提到过以中国为方法，大家很感兴趣，怎么以中国为方法，我想也请何教授做出一些进一步的讲解。下面我们是否先请方成教授做出一些回答。
袁方成：
好的，谢谢徐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点评。那么这里也跟各位同学报告一下，实际上我们从硕士博士阶段，徐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辈，同样耿老师也是我们在2006年的这样一个人大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一期班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讲老师，也是我们老师辈，所以我作为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这样一个做汇报，也是忐忑不安，生怕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出来。那么我想刚才耿老师这两点从这样一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也尝试着对运用国家与社会的这样一个框架，包括我们对这样一个乡村的治理的一个研究，同样在大概是近六年以来，那么我们也转向了对城镇城市，特别是基层社区的研究，我的一个项目最后的结项的成果，就尝试着从我们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到互动，来自于后面走向一个互构，来探讨我们社区的当下所处的情景，以及它的一个未来变迁的一个逻辑关系问题，那也是一个项目的国家社科项目的迹象，作为一个成果。
当写完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到就说是往前在推，甚至于谈到国家与社会的一个互构，甚至于都太由于个人能力的一个局限，个人能力的理解上的和运用方法运用上的理论上越大的这样一种局限，就不太能够去真正要把我们所观察的那样一个具象的那样一个丰富的，然后充满着他的这种内在机理和逻辑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确实也有点着急。当然写完之后自己觉得尽管过了，而且评价还可以，但是个人感觉到在这个方面还是感觉到有所局限。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从这样既有的这种理论的一个资源，进行一个有所拓展，有所创新。有这样往前的一个拓展，所以我们就转向来考虑，还是从回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来出发。那么也就是在大的一个国家的政策推动的背景下，为什么在个案的地区，它会呈现出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改革成效。这是一个结果，然后我们从结果的设问，然后倒推回来，然后复盘，对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调研，复盘整个过程，那么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尝试着去提出一系列问题，也就是我刚才在这个报告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这样一系列问题，然后再尝试从这样一些问题中去把握，去提出来，我们可能发挥出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变量，关键性的要素。这是一个考虑。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现在来说，我们因为已经有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一些资源，如果是做一个新的概念的表述，做一种新的提法，做一个新的概念，新的一些东西，那么也可行，我们也冒出过这样一些理念，这样一些念头出来。我想还是说回到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从理充分的吸取现有的一个理论资源，能够用于这样一些非常朴实的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而且是能够对接各种这样一个理论的概念。比如说生活，比如说制度，当然在不同的理论场景下，在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论的一个范式中，那么这样一些概念，它是有它独特的一个含义，但是这样一些基本的基础的和原初的一些概念，可能会成为贯穿理论，把你已有的理论搭向现实的中间的这样一个便于理解、便于接受、便于解释的这样一种桥梁和工具。所以我们是从这两点出发，尝试来提出从生活来形塑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那么艳玲老师重点的谈到了在她的研究中，他已经谈到了制度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那么我们也是尝试着通过回顾这样一个经验，回顾田野中的经验，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往前用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非常朴素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对应性的概念，我做了一个基本的回应。何老师这边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支持我的师友，也感谢何老师的这样一个点评和鼓励，谢谢。
徐勇：
我再有几个问题，方成教授你记一下。有听众观众提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场域、资本、惯习之外，个体意愿在制度形塑是否有影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生活指的是什么？如何与社会所区别？然后生活怎么样来形塑制度？这个机制是什么？这样请你再进一步的做一些阐述了。第三是制度生活框架是否继续沿用结构化理论，在国家社会领域的国家社会领域的运用，再请你准备这么三个问题，然后有一位还给我们何老师何艳玲教授提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样本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除了我刚才说的以中国为方法论，也请何老师再就这个问题做一点阐述。
何艳玲：
谢谢徐老师，谢谢大家。我简短回答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总体。首先，理论在本质上是对总体进行勾勒或者进行发现。在传统方法中，我们只能在个体中选择代表性样本，然后通过对样本的的观察得到某些关于总体的结论。我刚才提到的，在足够多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对每一个个体的纳入就成为了一种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通过样本去推断总体，而是直接就可以从个体得到个体。刚才方成的把生活带进来，其实是在生活中去还原个体的鲜活性。每个鲜活的个体，都可能以更灵巧的方式进入到研究中，这是我对未来研究的设想，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第二个问题是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关于这一点，我今年在《中国行政管理》上的文章进行了初步讨论。事实上我觉得这更多是一种倡导，特别是对后发理论国家研究者的倡导。理论都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情境和文化的场景。当我们在使用概念和理论的时候，已经将其他的国家场景带进来了，这意味着理论的前提并非不言自明。对于中国这种后发理论国家来说，“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些年政治学、社会学强调将田野带进来或者将历史带进来，我认为都是这样的尝试，意义重大。
耿曙：
我觉得刚跟方成老师的一些交流的核心内容就是徐老师刚刚给我们总结的所谓理论创新的策略，到底是基于现有的理论框架进行阐述修正，然后进而提出一个渐进型的创新，还是属于替代一种新的框架，然后属于全面的综合性的这种办事转换性的创新，我想刚刚的一部分的争论或者说思路不同，就在刚刚徐老师总结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之上，我们除了考虑这个问题之外，其实何老师刚刚的发言，把这个问题要往更深一个层次去带了。我觉得牵涉到概念跟它所源自于的背景。我们知道人没有概念，不用概念，不用语言是没法思考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进行思考，观察、描述、分析，比方说我们所考察到比如说田野中的社会现象，然后我们所运用界面工具，就像何老师说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源自于西方背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削足适履的问题，拿西方的这种尺寸来做和服，是做不出来很合适的和服的，这时候又出现另外的视角，我们如果脱离了这些西方的既有的概念，能不能做一个很好的思考，能不能等待我们去提炼出本土性的概念，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过程是不是旷日费时，是不是一个更好的研究策略？我觉得第二层次的问题更深刻，也需要我们去探讨。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有两个，理论的跟现实的修改渐进的，或者说概念运用上到底是借用现有的还是提炼本土的两条路，所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晚上提出来，这是应该是还蛮有意义的，也值得徐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思考。报告完毕，谢谢徐老师。
徐勇：
好感谢耿教授做了很好的回应。下面我们请袁教授，刚才对你提的问题比较多，你主讲吧。
袁方成：
谢谢徐老师。刚才有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场域资本关系之外，我们作为个体来说，生活中的个体的意愿确实是形塑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力量。不管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去支持改革，支持这样一个变化，还是说他反对的，还是说他一个默认的沉默的，不同的个体，持有不同态度的个体，这样对制度来讲的话，制度最后的一个定型，制度最后的一个塑成来说的话，都是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价值。那么这个意义和价值正是传递在生活场域的过程中产生或产生的这样一个具象化的演绎过程中，互动交互过程中，他说是然后实验出来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强调的生活主体和生活认知的这样的认知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对国家社会框架做了一个反思的目标所在。我们说还是这样一个关注或者说是倡导，回到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者，他的一个鲜活的实践中来，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生活是一个什么呢？生活跟社会实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我想说的是生活它既涉及到这样实体性的生活空间和生活的一个主体，它又涉及到这样一个非实体化的日常的生活的经验，生活的知识，包括民情，包括习惯法之类的，所以它是一个弥散性的，它是一个日常化的，它也是一个复杂化的，然后它是一个局部的，它是一个具象的现实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这样一个学术的交流，学术的讨论，这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生活。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既包括在场的几位老师，也包括汇报人，也包括在座的听众的各位同学，就包括这种这样一种主体，那么同时也包括我们所交流的这样一个话题，以及我们所交流这样一个话题背后，我们的思路，包括我们这种交流的规则，包括我们所倡导的这样一个学术的取向等等，我想用这个例子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感到何为学术生活，何为生活，用这个来感受一下。
那么第三个问题在这很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刚谈到这样一个认知的结构化理论，结构二重性，是在国家社会理论应用，实际上我们说确实是这样，我们对这样的认识来说的话，没有抛弃，甚至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延续，或者说是一种承继的关系，这样一种思路往下走，这就是我对三个问题的一个回答。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徐老师。
徐勇：
我们在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提问，生活这种分析框架的边界性在什么地方？因为有的观众没有进入我们聊天室里面，但是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哪位再做一点回应。
袁方成：
生活的分析的，就他这种边界性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去人为的划定一个边界，并不是说我们说谈到这种，这就是生活，我们是指向这种生活。而是说我们说这样一个分析来说是放到我们具体的场景和实践中去来看。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例子来说，我们说学术平台学术讲座作为学术生活中的一种我可以用生活这样一个概念。同样我们换一种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大学英语学生生活，教育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生活，我觉得把这样一个抽象性概念放到一个具象性的环境中去。在环境讨论过程中，那么由这个问题来生发，而不是一个由实践中的问题来跟理论上的一个探讨问题，把它关联起来，由这个问题的深发来形成这样一个分析的边界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可一个可行性的路径。这是我的初非常初步的思考。
徐勇：
接下来是生活如何形塑制度的渠道是什么？是不是生活的行为主体还是什么？请你再做出进一步的解答。
袁方成：
其实我想就完善角度出发，我其实特别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能够提出一个修改性的一个意见，有利于我们这个作品更加完善。我想的话其实从刚才的这样一个介绍中可能是比较短暂的，没有讲得很明确或者没有很具体。形塑制度的权利，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生活拆分为很多要素，比如生活的主体，比如生活的福利，生活的场域以及生活的惯习，我们把它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场域，场域是如何来的，能不能够以及如何与制度形态发生关联。生活的主体它是在这种制度创制中去怎么如何实现的。生活的惯习，那么对于制度的认知发挥了作用，发挥了哪些作用，以及生活的福利与制度的内在价值，他做了一个怎样的内在的规律。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们初步的就是从场域、主体、惯性和福利这四个角度，来对制度的形态，制度的创制，制度的认知以及它的价值做出一个具象性的这样建构的过程，或者说一个形塑的过程，这是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渠道，就是按照这个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渠道。
徐勇：
我们今天论坛的主讲人和与谈人都做了很好的回答，我想一次有意义的论坛不在于解答了多少问题，而在于提出了能够引发人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看起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的论坛还是很有收获的，也很有成效。特别是前面两位老师更多的是从原来原有的方法论上面做了更多的一些探讨。最后一位何教授他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资深学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期待，就是我们知道科学的革命就在于方法论创新，所以提出来以中国为方法，我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什么是中国，何为中国？这个就是给我们引发我们思考的。其实我们讲中国确实有它的一些特殊性，是它的国家和社会，它不像西方那样边界那么清晰，应该说国家我们过去用的是设计这个词儿是吧？技术比较多，设计可能是国家和社会，我们后来的那种科学分析方法可能就包含在其中，它具有混沌状态，觉得很难说哪个是国家哪个是社会是吧？不像这个边界那么清晰，所以我们国家就是说你要了解你中国为方法，你要知道中国是什么，何为中国，这就需要引发我们的进一步的思考了。所以说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他在过去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那么严格的边界，那么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界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用另外一个词是吧？国家化的社会，社会化的国家，我们就把这两者注意加深，就是说注意到它有区别，但是之间的这种包容性理性也非常紧密。我最近写的关系中的国家试图就有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叠加关系叠加，关系叠加就是说这关系叠加的意思，它不是那种像西方国家和社会演进过程当中，那么结构化清晰，所以说他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个分析框架都与经验有关系。西方它能够产生那种分析框架，它一定除了一般的抽象以外，肯定还有他们这些这些国家的文明进程，与他们的一些历史经验有关，它能够抽象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边界，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那么如果以中国为方法，可能我们就要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家特性和社会特性是什么，这样就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后，我们的学问再往前进一步，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这个是我们到农村去，我们为什么做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当中就可以发现很多和理论上他不是能够一一对应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方成教授我觉得他非常好。实际上我理解就是他在田野调查当中发现了和理论不是那么一一对应的问题，然后产生了对理论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是他今天的讲解主要的贡献。我们要以中国为方法，那么就要首先要了解中国，来发现中国，在发现中国有很多事实和我们现有的理论也不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我们有可能有向前推进一步的空间了。我们说田野政治学，它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田野当中有新的发现，然后新的发现和我们现有的理论，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话，能够相交流，如何通过田野上的发现，进一步把理论往前推一步，这种推一步有可能是一种修补式的，也可能是一种颠覆式的，使我们学术能够不断的再往前迈进一步，比如说我作为中生代以前的学者，所以说很期待我们现有的中生代学者能够把我们的学术理论再往前推一步。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讲论坛就到这里了，因为这次论坛应该说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引发了思考，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大家的收获都很大。在这里我想作为主持人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我看今天就是我们主讲人做充分准备，但是可能今天声音有点嘶哑，说明我们主讲人非常喜欢做这次讲话，感谢他们。与谈人也给我们的这次的讲座提出了问题，也是引起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做了很多贡献。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与会者，今天因为是周末，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有本事，没有什么周末，我们照样在学习在工作，他不是边界那么清晰的，也是我们把学习当成生活，生活当成深入学习，所以说大家在周末时间，我们还这么多听众观众，非常积极踊跃来参与，特别感谢。那么最后我们还得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因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的渠道，使我们的讲座能够不受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这是要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最后我想还是要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收获满满，但是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非常有收获的这么一个周末，谢谢大家，今天的讲座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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